“读书无用“实指书生无用，文人无用。
此论也是由来久矣。
试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一千年前的五代时期的一些“妙人妙事“。
五代的国号是梁、唐、晋、汉、周。
除第一代以外总是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古。
若再有第六代，那应该是殷商了。
不错，接下去的是宋。
春秋时的宋国据说是殷人的后代。
只不知赵匡胤取国号时是否考虑过这一点。
照国号看，这些国君应当是“信而好古“的。
然而不然，这都是文臣的主意。
后唐明宗即位时，有人建议自建国号。
这位皇帝问：“何谓国号“(卷二七五)他“目不知书。
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
重诲亦不能尽通“(同上)。
这才“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同上)。
选出来的便是翰林学士冯道。
他是历事四朝，历来挨骂的，当时却被尊重如圣人。
他官大，名大，其实不过是“以备应对“，起点咨询作用的无足轻重的人。
他自己也说：“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卷二八七)
不过有时上上条陈提点意见罢了(《通鉴》里记了他的一些意见)。
后唐明宗是沙陀族人，不识汉字是不奇怪的。
刘邦、项羽是汉族人，也是著名不读书的。
后晋一位掌权大臣说：“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卷二八四)
胡三省在这下面的注中大发感慨说：“呜呼!此等气习自唐刘已为文宗言之。……非有国者之福也。虽然，吾党亦有过焉。“(同上)
他说的“吾党“就是“我辈“，指的是做官的文人。
他说不必怪武人(“夫何足责“)，而怪文人自己，有点自我批评精神。
五代的后汉时，大官们曾吵过一架。
一个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
另一个说：“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卷二八九)这后一位是管财政的。
在他眼中，“毛锥(笔)“的用处也就是收税记账。
他不算是“文官“。
所以他同样“尤不喜文臣。
尝曰：此辈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同上)
因此他给文官的“俸禄皆以不堪资军者给之“(同上)。
俸禄大概是实物，不能军用的才给文臣，而且故意高估价值，实际是打了折扣。(“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
除这个“毛锥论“以外，还有个理论。
后汉高祖任命的一位最高掌权大臣“素不喜书生。
尝言：国家府廪实，甲兵强，乃为急务。至于文章礼乐，何足介意“(卷二八八)
这实际上是孔子早已讲过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
国家有了粮食(廪实)，有了武器(兵强)，老百姓还能不听话信从吗
所以商鞅相秦，讲求耕、战。
可见所谓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为什么武人不喜文士
为什么胡三省要文人自我反省
五代的后汉一位武官“尤恶文士。
常曰：此属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