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是真的缺少文官。要不然也不会抓到了还算过得去的官员都舍不得杀了。遇到张叔夜和宗泽这样的官员，更是不会放过。就是靠时间慢慢的磨，也要将他们磨下。
如果说以前的梁山，是靠打家劫舍根本不需要甚么内政型人才的话，那现在就不同了。对于已经踏上了台阶，准备放开手脚开疆拓土的梁山泊来说，要构建自己的统治体系，还真缺不得这些学富五车、胸怀百姓的人才。毕竟，武将开疆守土，文臣牧民安邦，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虽然花荣极力从自身去发掘与培养内政人才，可是毕竟发展时间太短，培养不出来多少人才来。
原本山上的头领都是武将，能做文官的也就萧让和王伦有些基础，能短时间培养出来。其他的人都是从头开始，一两年内很难看出效果来。现在的梁山几位军师也就将闻焕章解放了出来，其他几位还是要以军事为主的。
说到底梁山现在还是一个武装集团，首要保障的乃是军事职能的正常运转。还没有正式的从武装集团转化为行政集团。
是以此时的花荣，视野早已跳脱出梁山的范畴，放眼至整个大宋王朝的官员体系中，时刻高举着锄头，一心要挖赵佶的墙角。京东这里的官员，说实话，能让他看在眼里的，也就几个，剩下的都是凑合着用。只能加强思想教育，同时置机构监管。
等着梁山自己培养的官员出师了，就要逐渐的替代他们。
而宗泽和张叔夜绝对是首屈一指的人尖了，即便是放在历朝历代的大背景中，也丝毫不见逊色。只是正因为这两位的含金量极高，却又不是能轻易招募麾下的。虽然方才断金亭一席话曾引起了两人的深思，并一度无言以对。但其根深蒂固的忠君之信念，绝不是单凭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够轻易化解的。
尽管他们能最大限度的理解、并从某种程度上赞赏花荣的理念，但对于梁山泊的敏感身份与地位。还是打心眼里接受不了的。只能靠时间慢慢的弥补花荣和赵佶屁股下面的椅子成色了。
送走了几人，花荣等人也是回了聚义厅，处理着各地上报过来的重要的事件。
最重要的莫过于小麦的收成了，京东这里种的都是冬小麦，也就是秋末冬初种植，六月下旬七月初收获的。今年京东这里虽然经历了战事，不过梁山占领的迅速，并没有对百姓造成什么骚扰。
而且随着梁山颁布政令的税收也是较之赵宋减少了不少。田赋税只收当年收获的两成。并且取消了其它的折纳，支移，脚钱，牛皮税等等的苛捐杂税。税收制度是要慢慢完善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你能想像在赵宋这里就连对于农民来说，如同生命般重要的农具也要征农具税么？
说道赵宋的税收，就不得不提一下商业税。
有宋一朝，在总赋税当中农业税比例远低于此前的汉唐和此后的明清，商业税为主的非农业税则占据着越来越高的比例。这往往被作为宋朝繁荣富庶、商业发达、农民负担轻的标志。
但事实正好相反，高额的商税比例，正说明出宋王朝统治的孱弱，以及对人民剥削的残酷。
花荣也到了这里好几年了，说实话，他并没有看出来大宋的工商业发达在哪里。只看到了官办经济的顶峰。
然而，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封建社会，财富绝大部分都是由农业创造的，尤其是在人口众多、粮食压力巨大、地缘相对封闭的古中国，这一规律绝不可能打破。宋王朝不可能违背历史规律而成为一个商业国家，其生产毋庸置疑仍是以农业为主。
萧嘉穗曾说：“宋朝庞大的商税收入，实是中央通过繁复的专卖制度，高度介入商业活动当中，与民争利。酒、茶叶、食盐这些人民生活必需的大宗物资，由朝廷进行专卖，这反而限制了市场经济的空间，扼杀了民间商业的活力。”不过宋朝的重商主义，也可以说是官办经济的顶峰。
萧嘉穗还曾做过调查，结果就是：宋朝非农业税的不断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是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剥削程度和剥削范围的急剧增加。就说海贸吧，在海贸最兴盛的时期，各市舶司的关税合计也不过数百万贯，仅占朝廷收入的4%到5%。不可能通过海贸获得几千万的利益的。那不过是异想天开。
赵宋朝廷商税的大头来自各种专卖活动，这些专卖活动导致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激增。仅粮食、布帛、茶叶、食盐这几项，对宋朝商税的贡献就高达34-68%，这些税赋都转嫁到广大百姓身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成本，如宋代的盐价相当于后世明代的5倍以上。
不可否认，宋朝的风气是不讳言利，有一些鼓励商业的举措。宋朝少数大城市的高度繁华，无疑与重商政策的实行脱不开干系。
但总体上，宋王朝沉重的商税，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恰恰相反，且大部分仍要转嫁到农民为主的底层人民身上。
而现在京东属于梁山的了，这些花荣已经认识到的弊端，肯定是要消除的。梁山这里最先的举措就是调控了京东地区的食盐价格，海盐的生意，梁山很早就开始做